文|莊游

體育大生意記者

3月3日，中國足協和中足聯籌備組向各俱樂部、地方政府、地方足協發出的關于三級聯賽恢復主客場的調函回收，結果也令球迷感到欣喜：中超全部18支俱樂部均同意恢復主客場。

聯賽主客場的審批和申報，需要考慮到地方防疫的要求。而隨著近期國內本土疫情的新一波反彈，業界對于中超按時恢復主客場的預期，再次增加了一些不確定性。

而另兩件令球迷關心的大事，則是俱樂部的多元股份制改革，以及部分球隊懸而未決的欠薪問題。

而三者之間，又有著密切的相互關聯：此前連續兩年賽會制，導致了中超曝光率和品牌價值的嚴重縮水，繼“中性名”改革后，再次打擊了投資人的積極性。而聯賽大面積欠薪，除了應歸咎于道德層面與法律層面，從經濟層面來說，也是投資人撤離的直接體現。

從2020賽季就已有趨勢，從2021賽季開始成規模的足球俱樂部“多元股份制改革”，事實上早在2015年的《中國足球改革總體發展方案》中就已經被提出。但具體到執行層面，反倒是不股改也能十分健康的俱樂部，率先完成了股改，甚至反因強制股改而引發了新的過渡問題。而另一些急需注入穩定性的俱樂部，股改卻遲遲難有進展，為聯賽準入和欠薪的解決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從長期避免欠薪、避免投資人崩塌式逃離的角度來說，保障“職業聯賽”真正成為職業聯賽，具備應有的商業價值，始終是中國足球需要面對的頭等大事，對于職業化、市場化普遍不充分的整個中國體育界來說，也是一次關鍵的探索與博弈。

投資人撤退，球員討薪

從中國足球開啟“職業化”的1994年至今，遭遇欠薪的問題困擾，并非一朝一夕。不過在“金元足球”時期，除了個別球隊偶發的欠薪，頭部俱樂部巨額投入的情況下，欠薪基本在中超銷聲匿跡。

而隨著近年來多項限制措施出臺，中國足球的投資人逐漸撤離，中國足壇高收入的神話也隨之逐漸破滅，取而代之的則是降薪與欠薪——這是在俱樂部仍然存在的情況下，而更糟糕的情況，則是俱樂部直接消失。

2020賽季奪冠的蘇寧，隨后“停止運營”

2020年12月，除了“中性名政策”，同時出臺的政策還有限制球隊投入（中超最高位每年6億元），以及限薪令（中國籍球員不高于500萬人民幣，外國籍球員不高于300萬歐元）。

時隔1年多之后，2020年底出臺的政策要求基本已經全部實現，但隨之而來的則是中國職業足球的全方位蕭條，以及國家隊在世預賽賽場上遭遇“河內慘案”。

伴隨著多次中斷與復賽，中超聯賽的2021賽季首次以跨年的方式結束。而在2022賽季的中超聯賽開始之前，球員追討欠薪、球隊股改推進，成為了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多次引發輿論熱議。

最近一次的公開討薪出現在天津津門虎的身上，肖智、鄭凱木在微博發聲討要欠薪，并表示，在外援欠薪被優先解決的情況下，中國籍球員卻討薪無門，“十分無奈”。

而在近期內，武漢隊、深圳隊等多支球隊的欠薪問題，也在輿論上不斷發酵。欠薪在2021賽季以來的中超，已成“常態”，甚至整個2021賽季不欠薪的俱樂部，中超僅有2家。

2022年2月18日，新賽季日本J聯賽拉開序幕，為適應卡塔爾世界杯帶來的全球賽程變更，同步提前開打的還有韓國K聯賽等聯賽。而從2021年起，日本媒體多次公開討論J聯賽放開“中性名”限制的可能，以便增加俱樂部收入，彌補疫情帶來的損失。

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下，簡單粗暴地比較中超與鄰國的聯賽政策并不嚴謹，各聯賽面臨的環境不同，政策也難以直接照搬。但如何在專業范疇內開展足球運動推廣，運營職業賽事，并確保賽事具備應有的商業價值，則是各國足球主管部門的共同目標。

在民間投資人“大退潮”的背景下，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和國企出資的“多元股份制改革”，成為了中國足球的又一主旋律。但各地股改情況不一，也說明了并非所有的俱樂部所在地政府或當地國企，都愿意掏出真金白銀，來做并不合算的“生意”。

“職業化”近30年，“續命”仍靠情懷

3月12日，大連人俱樂部發布公告，官宣了俱樂部股改的最新進展。大連足球改革發展工作組與萬達集團、一方集團、大連人職業足球俱樂部簽訂協議，由大連足球改革發展工作組組建管理團隊接管大連人職業俱樂部，對俱樂部進行全權管理。

值得關注的是，公告中提到，“根據協議，萬達集團將承擔俱樂部接管前二十來年的全部歷史債務及未來三年俱樂部運營、青訓及大連市校園足球小學基地校運營等全部費用，將總成本約16億元的大連足球青訓基地捐贈給大連市國有企業德泰控股用于發展足球事業，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對家鄉城市的情懷和對大連足球的支持。”

《天眼查》顯示的大連人俱樂部股權結構

在萬達“重返中國足球”后，雖然大連隊的實際運營開支由萬達集團承擔，但俱樂部的股權此前一直在一方旗下，此番完成股改，萬達有望再次與中國足球“體面告別”。

在大連人足球俱樂部的股改中，萬達承諾繼續承擔債務和未來3年的運營費用，也為俱樂部順利過渡預留了充分的“緩沖區”，有望成為股改典范。萬達的讓步，成為大連人股改成功的關鍵。據《體壇周報》3月13日報道，萬達已將2022年俱樂部的運營款項打入了新管理方的賬戶。

但也由此引發思考：為何在“職業化”近30年之后，中國足球依然需要投資人的“情懷續命”才能財政平穩？

在2022賽季的中超18隊中，仍有私企參與的仍有廣州隊、廣州城、北京國安、深圳隊、河南嵩山龍門、滄州雄獅、武漢隊、武漢三鎮、杭州綠城等9家俱樂部，但隨著股改進程的推進，私企在中超的話語權正逐步降低。

在其他早已完成股改的俱樂部中，山東泰山、河南嵩山龍門的財政原本就非常健康，俱樂部自身擁有的各類資產，也為股改順利完成提供了充分保障。而有望完成股改的俱樂部中，廣州城的財政同樣沒有太多“遺留問題”，有望順利完成與廣汽的過渡。

與廣州城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同城的廣州隊，由于在歷史債務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恒大集團將在新賽季繼續獨立運營廣州隊，但預算大幅削減，幾乎將失去上賽季全部主力，以足校青年隊為班底參賽。

同樣股改陷入僵局的，還有河北隊。截至目前，河北隊仍未開始集訓。據《足球報》3月14日報道，河北足球俱樂部仍在與河北省、廊坊市方面進行協調。雖然上賽季河北隊的運營費用已經大大降低，且華夏愿意解決此前的俱樂部債務，但目前當地仍未出現合適的股權交接方。

在當代商業社會，除了關系到基礎民生的少數領域外，“尋找愿意花冤枉錢的投資人”，其實在各行各業都是偽命題。回到中國足球股改艱難的問題，根源仍在聯賽的商業價值。

不過在經歷了“碎片化聯賽”的2021賽季后，球迷對于中超的期待也有所降低。長期無法前往現場觀賽，也令許多球迷的看球習慣出現了“逆生長”。在線下，曾經的中超在家門口是“獨一無二”的。在線上，僅從比賽質量來說，中超對比五大聯賽卻沒有任何優勢。

若想重塑中超商業，重啟聯賽主客場僅僅是必須做的第一步。而截至目前，這“第一步”也只是剛剛邁出，并未落地。不過，即使在中超完成重啟主客場后，距離全方位拉動商業、帶動青訓，也依然任重道遠。

伴隨著投資人紛紛撤離，除了消失的梯隊、無球可踢的青少年、被欠薪的球員、遠離球場的球迷，還有對于資本界持續低迷的投資預期——而這一點不僅是局部俱樂部股改困難的根源，也很難隨著時間的推移得到輕松“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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